萬億城市人均GDP比拼：深圳廣州“退步”，無錫南京趕超，江蘇的“勝利”？

每經記者｜楊棄非    每經編輯｜劉艷美

前幾天討論深圳落戶新政時，城叔曾提到一個觀點：常住人口大增，對深圳有限的資源構成了新的挑戰。一個明顯的指標是，深圳跌出萬億城市人均GDP首位“寶座”，下滑至第5名，這某種程度上也助推了深圳人口政策“轉向”。（猜你想看：《廣州、上海加碼引人，深圳真準備“調頭”？》）

從這個角度出發，深圳的最新舉動，至少說明了兩個趨勢：一方面，人均指標愈加成為城市政策制定的依據；另一方面，長期位居第一的深圳“退步”，也意味著城市人均GDP的原有局面正在發生變化。

誰取代了深圳？

基于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城叔對“萬億俱樂部”城市2020年人均GDP進行了統計。其中，無錫、南京、蘇州三座江蘇城市同時超過深圳，成為最大“贏家”。而縱觀所有“萬億俱樂部”城市，一個普遍趨勢是，沿海城市在人均GDP上表現出更明顯的增長優勢。

16座城市人均GDP“回調”

最新數據顯示，在人均GDP這個指標上，萬億城市中大多數都出現不同程度“擠水”。

深圳的表現最為突出。根據統計公報計算，深圳2019年人均GDP已超過20萬元，成為唯一達到該門檻的萬億城市。而根據2020年數據，深圳不僅退回“15萬元”量級，且不及無錫、北京、南京、蘇州。

對比23座城市2019年和2020年兩年的人均GDP數據，僅北京、南通、福州、泉州、濟南、天津和重慶7座城市出現小幅度增長。換句話說，有16座城市該指標都出現回調。

“擠水”的一個結果是，與10年前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相比，城市人均GDP排名出現明顯變化。

分區域來看，長三角與珠三角城市排名發生明顯“互換”。2010年，位于第一、第四、第五的深圳、廣州和佛山在去年分別下降至第5、第8和第16位；而長三角城市中，除新晉“登頂”的無錫外，南京從第12位升至第3位、南通由第15位升至第10位，進步最為明顯，蘇州、杭州排名也小幅上升。

有觀點認為，人均GDP能部分反映城市經濟與人口的增長關系。某種程度上，過去10年間，珠三角城市人口增速相對較快，經濟發展對人口增長的依賴度高于長三角地區。

具體而言，深圳、廣州、佛山三市十年的人口增速分別為69.54%、47.06%和32.03%；而長三角萬億城市中，僅增速為37.19%的杭州與其類似。

分梯隊來看，人均GDP超過“2萬美元”的萬億級城市共有6座：無錫、北京、南京、蘇州、深圳、上海。

全球范圍內，一般把人均GDP超過2萬美元作為發達經濟體的門檻。若以此為標準，上述6座城市均達到發達經濟體經濟水平。而2019年曾一同入圍的廣州、杭州、武漢和寧波，則退出此列。

強省會，經濟趕不上人口增速？

對于大部分萬億城市而言，在經濟總量不斷做大同時，提升經濟質量的需求更顯迫切。這一點在省會城市中表現得更為明顯。

23個GDP萬億城市，11個為省會城市，占比近半。2020年人均GDP排名后10位的萬億城市中，省會城市占據6席。而若與2019年排名相比，除南京、杭州、福州及濟南外，廣州、武漢、長沙、合肥、鄭州、成都、西安等7個省會城市排名都出現下降。

若進一步比較十年間人均GDP排名變化，除南京、福州排名大幅拉升，武漢、杭州小幅上調外，廣州、長沙、濟南、合肥、鄭州、西安等都出現下降。

城叔此前曾分析過七人普省會城市的人口變化情況。一個總的趨勢是，人口加速向省會城市聚集，省會城市的人口首位度進一步提升。（猜你想看：《強省會時代，杭州鄭州合肥上位，南京廣州如何攻守？》）

但多個省會城市的排名下滑說明，其經濟的增長速度似乎并未能趕上人口增長速度。換句話說，在省會城市實現人口聚集同時，尚未能出現足夠的經濟要素聚集。

一個原因是，一些省會人口增長來自行政手段的影響。比如，西安人口增長部分源自托管西咸新區，而2019年數據顯示，西咸新區人均GDP為5.0萬元，僅為同期西安全市9.3萬元的一半左右。在提升西安人口總量同時，西咸新區也拖了人均GDP的“后腿”。

而在人口加速聚集之后，部分省會城市也尚未做好產業、社會發展的相應準備。特別是正處在承接沿海城市產業轉移的內陸城市，尚需進一步布局城市產業結構、推動產業轉型升級，以提供更有競爭力的發展機會。

這又牽涉到一個老生常談的問題：城市應該先發展經濟還是先集聚人口？

有人認為，人口聚集將帶來規模效應，而規模效應可能造成經濟效率的提升，通過提高單個人的產出，實現人均GDP的增加。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口增加可能短期內會造成人均GDP的減少，但長期來看，理論上最終會實現人均GDP的提升。

由此出發，對于已經初步累積起人口資源優勢的省會城市而言，關鍵在于如何找到撬動規模效應的“支點”。

江蘇的“勝利”與隱憂

江蘇城市的上升態勢同樣值得關注。

作為全國GDP第二大省，江蘇在人均GDP上的表現一直不俗。2019年，“江蘇人均GDP比浙江多了1.6萬元，為何人均收入只有浙江八成”的話題就曾因引發討論。（猜你想看：《“蘇大強”VS“浙經濟”，誰更有錢？》）

從七人普數據看，該優勢進一步擴大——江蘇以12.1萬元的人均GDP再次超過浙江的10.0萬元，差距進一步增加至2.1萬元。

從萬億城市層面來看，與浙江的杭州、寧波兩市相比，江蘇的無錫、南京和蘇州三市人均GDP多出2～3萬元左右，南通也緊追不舍，與寧波的差距只有2000元。

一種解釋認為，江蘇如今的經濟發展得益于鄉鎮企業較早起步所累積的資本基礎，而后順應對外開放發展外向型經濟，又為江蘇發展再添“一把柴”。排名靠前的無錫、蘇州兩市，無不是得益于“蘇南模式”實現了快速發展。

但隱憂猶現。

盡管在代表經濟質量的人均GDP上勝出一籌，但在反映生活水平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江蘇城市卻不及浙江、廣東城市。以2020年各市統計公報公開數據為例，人均GDP居首的無錫，在人均可支配收入上不及深圳、杭州和寧波。

一個原因是，在民營經濟發達的浙江，“藏富于民”的市場經濟發展邏輯，與江蘇形成了鮮明對比。在2019年浙江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主辦的一檔《有請發言人》節目中，浙江省統計局總統計師王美福就曾指出，11個浙江人里就有1個老板，金華老板最多，100個人中有16個老板。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縮小人均GDP和 民眾感受之間的“溫差”上，江蘇城市有更大的發力空間。

此外，從人口結構來看，江蘇城市的另一項“危機”已然迫近。

與浙江、廣東萬億城市相比，江蘇四市明顯表現出“老態”。其中，以“長壽”著稱的南通，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到30.01%，65歲以上人口更是達到超老齡化社會20%的基準線；無錫該指標也超過14%，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而老齡化程度最輕的深圳，60歲及以上老年人占比不到無錫的1/3。

對于“攻擂”成功的無錫及其他江蘇城市而言，維持住人均GDP的優勢，將是城市發展的一個新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