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金融崩塌 必須從根本改革

中國民間金融已接近崩盤，必須從頭開始重建民間金融生態，中國金融業已經不是要不要改革的問題，而要上升到不改革，中國金融業必垮、中國實體經濟必垮的高度來認識。

民間金融接近崩盤，并非空穴來風。從去年開始，從鄂爾多斯、河南、江蘇、浙江到廣東，均出現了高利貸崩潰、擔保公司鏈條斷裂的信息。此番民間金融鏈條崩潰蔓延面積廣泛，幾乎遍及半個中國；延續時間長，從2010年迄今不絕；手法多樣，通過各種手段指向高利貸，僅媒體曝光的就有近千億元之多。

最新的例證來自于蘇南。3月25日，江蘇省無錫市公安局新聞發言人辦公室公布：2011年12月31日，江陰農行一支行負責人孫鋒因涉嫌合同詐騙被江陰警方立案偵查。2012年1月7日，檢察機關對孫鋒批準逮捕。公安部已發出紅色通緝令。

2011年12月28日，農業銀行江蘇省江陰要塞支行行長孫鋒與其妻夏亞琴、父母、兩個子女舉家“出游”泰國“失蹤”。經查，孫鋒以個人名義先后騙取多名親友借款1億余元。孫鋒事件是民間高利貸的縮影，目前由于銀根持續緊張，正處于陸續崩斷的過程當中。江陰本地的民間集資早在幾年前便有抬頭，大量的典當行如雨后春筍一般林立于江陰的街頭巷尾，民間借貸利息甚至可以高達40%。據江陰當地某大型企業高管介紹，孫鋒的“融資”并無特別具體的實體項目，放貸人看中的是孫鋒的身份、名望以及在地方上的人脈和活動能力，孫鋒開出的貸款利息通常超過20%。

此前，有媒體披露并經常熟官方初步查實，蘇州凱維隆貿易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顧春芳涉及個人借款近5億元，并在常熟市各大銀行及小貸公司抵押貸款1億多元。當地官方還披露，業已跑路的常熟鯉魚門酒店董事長周思揚向銀行貸款2.3億元，個人借款情況仍在調查中。上述案例絕不是故事的結束，隨著金融去杠桿化進程，越來越多的相同案例將浮出水面。

此類高利貸事件已經徹底敗壞了民間金融的信用體系，溫州從1998年以來維系多年的民間信用系統徹底崩潰，以往高效、高信用、壞賬率低的信用毀于一旦，靠民間資金融通發展草根市場經濟已經沒有可能，以往一張紙條甚至一個口信調動幾億元資金的現象一去不復返。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據筆者了解，有個別縣被銀行徹底停止貸款，經濟岌岌可危，商人一籌莫展。

面對此類狀況，監管層首先要進行深刻的反省。

一方面是贊賞國有大銀行資產、市值節節上升，卻對民間金融視若無睹。既不納入監管，又不在高利貸如火烹油時及時出手阻止，而是在半許可、半拒絕的曖昧中坐視風險越積越高，最終如坐積薪之上。難道保住了國有大型商業銀行或者上市銀行，就能解決中國金融結構中的血脈不暢通的難題？有了上市、發債、再融資之路保住了中大型銀行，就能解決中國絕大部分小微企業無法得到金融服務的難題嗎？在發生危機的地方，由地方政府出面，凍結信貸鏈條，顯然是短期的應對危機辦法，不可能持久。

甚至對于隸屬正規金融企業的小貸公司，一些地方都不納入金融監管范疇，而由缺乏專業背景的地方金融辦主管。未來農信社的風險依然存在，在征收了管理費之后，一些部門是否真正承擔起了市場化監管職責？在監管部門“高度關注”之下，多年尋租保持至今。

以較為草根的農信社為例，2003年農信社管理體制改革后，只有省聯社和縣級法人單位兩級法人，省聯社坐收管理費，成為名副其實的厚利衙門。省聯社收取下屬基層農信社的管理費維生。隨著時間推移，省聯社的開支越發龐大，開支名目五花八門。以西部某省聯社為例，該聯社2008年共收取管理費等2248萬元，該聯社的支出多達14項，支出合計為5110萬元，超過預算390萬元。其中包括省聯社人員工資開支3862萬元。其省聯社下屬共8個辦事處，每個辦事處約20名員工，有大量借用人員。另外還列支職工出國考察費用58萬元，超預算36萬元。該材料未列明出國考察具體事項，還有年度經營目標考核費為38萬元，較預算超支8萬元；向全國和省銀行業協會交納會費，及黨建扶貧、國資委扶貧掛鉤等活動經費34萬元，較預算節約11萬元；其他正常運行費用180萬元，較預算超支73萬元。

通過管理費，加上清算中心卡住貸款的咽喉，上述省農信社財務決算要求，按10%計提法定盈余公積金，按15%計提一般準備金。提取相關準備金后，省聯社按二年期存款利率2.79%向縣聯社分配紅利。剩余的3718萬元則被用于彌補省聯社次年的管理費用不足。

這哪里是監管部門，分明是收買路錢的山大王。

市場化必須納入監管，嚴厲管控泛濫的高利貸現象，有監管才有陽光化生存，才算承認了民間金融與基層金融機構堂上身份；同時，監管必須走市場化之路，放開卡住咽喉的手，從資金來源、控股權等方面讓小微金融機構有發展空間。不從根本上發展中國的市場化金融，中國的實體經濟、中國的金融生態鏈條危在旦夕。溫家寶總理所說的規范化、陽光化發展才是大勢所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