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大省扛起了端穩“中國飯碗”的重任？

每經記者 楊棄非  程曉玲    每經編輯 楊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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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海南三亞開啟今年第三次國內考察。位于三亞市西部崖州灣科技城的崖州灣種子實驗室，是重點考察的兩家科研單位之一。

只有用自己的手攥緊中國種子，才能端穩中國飯碗，才能實現糧食安全。

作為世界第二大種子需求國，我國種業市場規模超千億元。水稻、玉米、小麥等三大主糧高效育種技術體系逐漸完善，主要農作物自主選育品種達到95％以上，基本實現主要糧食作物良種全覆蓋。

成績背后，一些“隱憂”仍不容忽視。

2021年，我國全年糧食產量68285萬噸，比上年增加1336萬噸，增產2.0%。而根據農業部預測，2022年，我國玉米產量與消費量缺口約達1500萬噸；大豆產量與消費量缺口超1億噸。

與此同時，2021年，我國農作物種子貿易額10.1億美元，其中進口6.8億美元，出口3.3億美元，貿易逆差為3.5億美元。

解決吃飯問題，根本出路在科技。眼下不少地方提出打造中國“種業硅谷”，通過盤點關鍵數據，看看哪些大省扛起了端穩“中國飯碗”的重任？

缺口

我國以占世界9%的耕地、6%的淡水資源，養育了世界近1/5的人口。

據統計，我國農作物自主選育品種面積占比超過95%，水稻、小麥兩大口糧作物品種100%自給；外資企業占我國種子市場份額的3%左右，進口種子占全國用種量的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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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如此，我國部分農作物種子仍然高度依賴進口，甚至出現“進口的按粒賣、國產的論斤賣”現象。

例如，我國大豆種子對外依存度高達86%；截至2020年底，境外引進的品種數量占我國糖用甜菜品種登記總數的91.2%；茄子、胡蘿卜、菠菜、洋蔥等重要蔬菜的種子市場，也是國外企業占據優勢。

梳理歷年我國種子的進出口貿易數據，表現更為直觀。

在2014年至2021年的8年間，我國農作物種子進口額從3.24億美元提高到6.8億美元，出口額從2.61億美元提高到3.3億美元，進出口赤字從0.63億美元升至3.5億美元。

換句話說，我國種子自給率雖然不低，但卻是個“不折不扣”的種子凈進口國。

根據農業部預測，2022年我國玉米產量與消費量缺口約達1500萬噸，大豆缺口超1億噸。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聯合發布的《中國農村發展報告2020》則預計，到“十四五”期末，我國有可能出現1.3億噸左右的糧食缺口，其中谷物（三大主糧）缺口約為2500萬噸。

做強種業“芯片”，顯然已迫在眉睫。

2021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打好種業翻身仗”。隨后，農業農村部部長唐仁健在全國兩會“部長通道”上表示，力求用10年左右的時間，打好種業翻身仗。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明確，“全面實施種業振興行動方案”，大力推進種源等農業關鍵核心技術攻關。

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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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種質資源“卡脖子”困境的密碼，藏在全國各地構建的育種一盤棋當中。

2013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全國現代農作物種業發展規劃（2012～2020年）》，直指我國“農作物種業發展尚處于初級階段”的現狀。由此出發，規劃提出兩方面直觀目標：

一是以西北、西南、海南為重點，初步建成國家級主要糧食作物種子生產基地，主要農作物良種覆蓋率穩定在96%以上；二是培育一批“育繁推一體化”種子企業，前50強企業的市場占有率達到40%以上。

對于前者，更具體的安排是，構建一套包含國家、區域和縣（場）三個級別的糧食作物種子生產基地和重要經濟作物種子生產基地。到目前，共有三批138個國家級區域性良種繁育基地“破土而出”，壘起種業振興的基石。

誰承擔了良種繁育的關鍵任務？

從基地數量上看，山東、黑龍江分別有16、12個基地得以認定，數量上位居各省份的前兩位，而云南、湖北兩省則以10個居于其后。

四個省份各有特色——黑龍江是當之無愧的“糧倉”，共有3個常規稻基地、6個大豆基地和1個馬鈴薯基地；云南長于馬鈴薯、中草藥和冬夏繁；湖北的油菜、蔬菜、茶和水果各有2個基地；而山東基地數量多、涉及作物種類也多，儼然種業“全能選手”。

機構

種業機構則是理解地方角色的另一個維度。

一直以來，科研院所在我國種業當中扮演核心力量。但推動種業優質資源在市場中有效整合，離不開企業對種業創新的有效參與。

事實上，反觀近年來我國種業品種的“井噴”現象，育種企業貢獻很大。數據顯示，由企業選育品種的數量已超過科研單位，占整體品種選育量的60%。

具體來看，各地育種機構對種業創新的參與度有多大？

我國每年將對幾類農作物新育成和新引進品種展開國家和省級審定，促進生產用種良種化。通過審定，一定程度上說明了育種機構成功實現了創新。以下我們對2021年四類農作物通過國審的品種及其申報機構所在區域進行梳理，觀察各地育種水平及機構創新能力。

水稻種是我國最出名的出口優勢種之一，去年出口額達9510萬美元，占種子出口總額28.8%。同年，通過國審水稻品種共677個，僅湖南一省就有169個品種，居各省份首位，其中，袁隆平農業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過了61個品種，占比達36%。然而，湖南通過申報的機構數量并非最高——安徽、四川兩省分別以41、38位列第一、第二，湖南屈居第三。

玉米是去年通過國審品種最多的作物。在過審的919個品種中，有134個來自北京，其后是吉林99個、河南95個。從機構數量上看，吉林、河南分居前兩名。一眾北方省市“承包”玉米品種主要來源的同時，云南以第三名的成績，成為玉米種創新最重要的南方力量。

與水稻、玉米相比，大豆種源高度依賴進口，育種重要性格外突出。但從參與度來看，去年僅86個大豆品種過審，數量遠不及前者。黑龍江撐起首位，共貢獻18個品種，涉及12家企業，在數量上均居于首位。其次是山東，亦有14個品種通過國審。

另一個頗受關注的作物——棉花，則是新疆育種的“主場”。從過審情況來看，新疆共有12個品種、涉及9家企業。值得注意的是，該數字占所有過審品種的30.8%，其他省份品種僅個位數。

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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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國家小麥產業技術體系首席科學家劉錄祥分析我國種業現狀時曾指出，

我國一些作物如玉米、大豆等種子基本自給，但受育種及栽培等因素影響，單產還有很大的提升潛力；少數蔬菜品種還不能很好滿足市場的多樣化需求，一些適宜設施栽培、加工專用的蔬菜品種仍需進口。

換言之，育種創新仍需長期持續，而對于各地而言，則需要尋找更強勁的創新動力。

多個省份將目光放在整合資源、組建省級種業集團上。

上個月，四川現代種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揭牌。四川省農業農村廳相關負責人解釋，通過組建種業集團，推動技術、人才、資本向企業聚集實現資源整合，有利于培育種業行業領軍企業、加快培育優勢種業品牌，改變種業企業全而小、多而散的現狀。

同樣將“整合組建種業集團”納入日程的河南，背后則是“育繁推”一體化的發展思路。據河南農業大學教授、農業農村部小麥專家指導組顧問郭天財指出，種業集團將配合當地的神農種業實驗室，更聚焦種子繁育、撫壯、推廣應用等方面，聚焦單項技術，針對具體品種進行研究，更好地促進示范應用。

而對于“育”的環節，新的機遇亦開始浮現。

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要求，推進種業領域國家重大創新平臺建設。外界看來，當前已進入創建種業領域國家重大創新平臺的關鍵時期。

多個省份吹響對種業國家實驗室的“沖鋒號”。快人一步的海南，早在去年全國兩會期間就以海南代表團名義提出《關于在海南自由貿易港設立崖州灣國家實驗室的建議》，指出其將是海南打造“南繁硅谷”的重要支撐力量。

不只是海南，以湖南岳麓山實驗室、湖北洪山實驗室、河南神農種業實驗室、四川農科院天府種業實驗室等為代表的各地實驗室，基于各自的先天基礎與政策支持，先后加入競爭。

此前芯片“卡脖子”，被認為是放緩了尖端技術的發展速度，那么一旦“糧食”種子被卡住脖子，則關系到14億人的飯碗。靠別人解決吃飯問題是靠不住的，希望中國的田野里種上更多的中國種子，讓中國人的飯碗里有更多的中國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