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中國新舊動能轉換在疫情期間得到加速，今年出口增速將回落的預期下應加大力度擴內需

每經記者｜張懷水    每經編輯｜陳旭    

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是2022年我國經濟增長面臨的三重壓力。壓力之下，宏觀政策導向備受社會關注。

3月5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今年工作要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面對新的下行壓力，要把穩增長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各地區各部門要切實擔負起穩定經濟的責任，積極推出有利于經濟穩定的政策。要統籌穩增長、調結構、推改革，加快轉變發展方式，不搞粗放型發展。

與此同時，政府工作報告還將今年經濟增長目標設定在5.5%左右，并提出了城鎮新增就業1100萬人以上、居民消費價格漲幅3%左右、居民收入增長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等預期目標。

今年中國經濟為何要突出穩的重要性？將經濟增長目標設定在5.5%左右是基于怎樣的考慮？中國實現共同富裕有哪些具體路徑？消費在實施擴大內需戰略過程中如何才能發揮更好的作用？

帶著這一系列問題，在全國兩會期間，《每日經濟新聞》（以下簡稱NBD）記者對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進行了專訪。

在結構性與總量性政策、逆周期

與跨周期政策之間尋找新的平衡

NBD：2022年中國經濟要“穩”字當頭，您認為這釋放了怎樣的信號？今年經濟為何要突出“穩”的重要性？

劉元春：2022年是黨的二十大召開之年，要求宏觀經濟保持平穩向好的態勢。而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和預期轉弱三重壓力下，“穩”字當頭釋放了非常積極的宏觀調控信號。

這意味著我們將進行宏觀政策的再定位和協調體系的再調整，在總體政策定位上保持相對寬松的宏觀政策環境，使積極的財政政策真正積極、穩健的貨幣政策真正穩健，使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得到極大的緩解，重回穩健復蘇軌道，并最終在結構性政策與總量性政策、逆周期政策與跨周期政策之間尋找到新的平衡。

今年經濟之所以突出“穩”的重要性，是因為近兩三個季度經濟增速回落具有一定的趨勢性和結構性特征，在需求收縮和產出缺口擴大的同時，開始出現短期供給能力的損失和潛在增長能力的下降，進而導致市場預期轉弱。

一方面，去年二季度以來供給端和需求端都出現復蘇乏力的現象，但核心CPI和產出缺口的變化表明，需求端復蘇力量的收縮更為明顯，同時在持續疫情沖擊和結構性政策作用下，短期供給能力的損失以及潛在增長能力的下降也值得高度關注。

另一方面，各類先行參數的變異和市場主體預期的回落充分說明市場預期發生了系統性的變化。這不僅反映了市場主體對短期政策調整不夠樂觀的態度，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市場主體對疫情變化、政策調整在高度不確定性條件下保持非常審慎的態度。

2022年中國經濟能否快速逆轉復蘇乏力的局面，主要取決于中國經濟面臨的多層次因素疊加的下行壓力能否得到有效緩解，這需要突出“穩”字當頭，進行宏觀政策的再定位和協調體系的再調整。

NBD：2021年中國GDP8.1%的同比增速創近10年來新高，除了基數效應，去年GDP增速創新高的原因是什么？

雖然2021年我國全年GDP增長8.1%，但單季GDP增速呈現出逐季回落的態勢，其中三、四季度低于常年平均水平

劉元春：2021年中國經濟實現同比高增長，除了基數效應外，疫情防控的總體穩定、外資外貿的景氣持續、高新技術產業的持續向好以及全面小康目標的順利完成，為中國宏觀經濟在疫情期間的復蘇提供了持續的動力和堅實的基礎。

一方面，疫情的成功防控和中國制造體系的強大，依然是中國宏觀經濟在疫情期間保持復蘇的核心基礎，中國外貿和外資的持續高漲也是經濟復蘇的核心動能之一。中外防疫能力的差別以及全球供應鏈的脆弱性，使中國疫情防控紅利和全球供應中心效應得以突出，2021年中國外需對宏觀經濟復蘇的貢獻不僅沒有出現明顯回落，反而表現出超預期的增長。

另一方面，中國科技自立自強戰略的全面啟動、新冠疫情帶來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變化以及全球對高技術制成品的需求持續上揚，直接導致疫情期間創新驅動發展態勢不斷向好，數字經濟占比持續上升，高新技術行業利潤增速與投資增速保持高位運轉，研發投入新型激勵體系開始出現，中國新舊動能轉換在疫情期間得到了加速。

預計今年出口增速將出現比較明顯的回落

NBD：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將經濟增速目標設定為5.5%左右，對此您如何評價？您如何預判今年經濟發展的總體形勢？

劉元春：2022年是黨的二十大召開之年，也是“十四五”規劃全面落實的一年，是新發展格局全面布局的一年。2022年中國宏觀經濟必將逆轉2021年經濟增速回落的勢頭。一方面它將部分延續2021年宏觀經濟復蘇的動力和基礎；另一方面在宏觀經濟政策再定位、協調體系再調整以及“十四五”規劃全面落實等因素的作用下，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將得到極大的緩解。

政府工作報告將經濟增速目標設定在5.5%左右是符合中國國情和經濟發展實際情況的。預計全年經濟將呈現前低后高的運行態勢。其中，第一季度將重回5.0%左右，至第四季度趨穩于5.6%。

2022年供需兩端將進一步深度修復并趨于平衡。

在供給端，第三產業將進行深度修復，短板行業加快補齊缺口，增加值增速有望達到6.5%左右；第二產業或將向正常增長水平回落，增加值增速為4.5%。

在需求端，受房地產投資下滑影響，固定資產投資將有所回落。受疫情等因素影響，消費有望繼續恢復但仍存在一定缺口，預計消費和投資增速分別為4.4%和6.8%。

2022年全球疫情和世界經濟形勢趨于復雜，疊加高基數因素，預計出口增速將出現比較明顯的回落，同比增長5.2%左右，但貿易順差仍有望保持高位，達到6900億美元左右。

2021年我國出口的表現強于進出口整體的表現，增速持續維持在兩位數水平，若以美元計，增速水平更高

隨著供求趨于平衡，2022年物價水平將最終走向平穩，但由于國際能源價格在高位運行等因素，預計CPI漲幅將回升至2.1%，PPI漲幅將回落至4.0%。

當然，相比以上基準預測，2022年中國經濟仍面臨多重下行風險，需要在短期總量性政策、結構性逆周期調節政策、中期跨周期調節政策上進行對沖。

NBD：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到中國經濟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和預期轉弱“三重壓力”，請您分析一下壓力產生的原因是什么？ 

劉元春：2021年中國宏觀經濟復蘇的進程十分復雜，影響經濟復蘇進程的力量既有外生因素也有內生因素，既有短期波動和周期調整，也有中長期結構性因素的沖擊，更有政策協調的因素。

新冠疫情的反復、極端天氣的出現、大宗商品價格的高企、宏觀經濟政策的快速常態化、房地產和碳減排等結構性調整政策的同步實施、金融風險的控制，使中國宏觀經濟下行的壓力自2021年二季度開始加大，經濟復蘇進程有所放緩，負向產出缺口有所擴大，前高后低的態勢明顯放大。

本輪經濟增速回落具有強烈的趨勢性特征和結構性特征，我們不僅需要在短期總量政策、結構性逆周期政策上進行對沖，同時也需要中期跨周期調節政策作出相應的調整。

另一方面，則是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導致中國出現輸入性通脹和上游成本上漲的沖擊，對中國制造業和原材料密集行業帶來了較大的壓力。但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難以全面解釋中國面臨的供給端成本沖擊的壓力。

進口價格指數漲幅高于出口價格指數，生產者購進價格指數漲幅高于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生產資料價格漲幅高于PPI生活資料價格，PPI漲幅高于CPI，這都說明成本沖擊的價格傳遞效應比較弱，中國各類企業的利潤侵蝕從進口到出口、從上游產業到下游產業已經持續逐級遞增，大量中小企業難以承受需求下滑與成本上升的兩端擠壓，市場復蘇的內生動力存在變異的可能。

此外，電力供求缺口快速擴大是中國供給端下滑的另一個核心因素。去年煤電短缺的出現不僅與煤炭價格上揚有關，更重要的是綠色轉型進程中供給摩擦與政策協調未能完全奏效，而電力瓶頸現象在短期內預計還難以得到全面的緩解。

共同富裕要以解決地區、城鄉和收入差距為主攻方向

NBD：民生是兩會繞不開的話題，實現共同富裕的實踐途徑是什么？目前還需要補齊哪些方面的短板？

劉元春：新時期扎實推動共同富裕，需要在三大超越中準確把握共同富裕的理論基礎、實踐基礎和規劃綱領。

首先是必須超越簡單的社會運動，從經濟、社會和政治等層面認識到共同富裕具有堅實的經濟理論、社會理論和政治理論基礎，逐步推進共同富裕是我國經濟循環暢通、社會秩序和諧、政治基礎夯實的必然要求。

其次，必須超越簡單的理論邏輯推演，從歷史實踐的角度來全面把握當前推進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完成全面小康目標、乘勢而上全面實現現代化的必然選擇，具有堅實的歷史基礎和實踐基礎。

三是必須超越一般的思想爭論，在理論的批判中通過構建科學的實施方案和可實施的路徑，在實踐中不斷深化對于共同富裕的認識，在高質量發展中扎實推進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構建三大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

具體來看，首先必須在現代化新征程、新發展格局和高質量發展藍圖之中來進行共同富裕戰略的頂層設計，利用科學的頂層設計來形成理論和認識上的共識。必須明確共同富裕不是空想的產物，也不是獨立于其他體系的自我范疇。從戰略規劃上講，它必須服從于現代化目標和高質量發展目標。

因此，我們必須以“十四五”規劃、2035遠景目標綱要為基本框架，遵循共同富裕的基本邏輯和規律，制定出共同富裕在2025年、2035年的目標，以及達到這些目標的可行路徑和戰略舉措。

其次，以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收入差距問題為主攻方向，制定攻堅克難的方案。共同富裕中面臨的不平衡和不充分問題主要體現在地區差距、城鄉差距和收入差距等幾大方面，因此，共同富裕必須以解決地區差距、城鄉差距、收入差距問題為主攻方向，更加注重向農村、基層、相對欠發達地區傾斜，向困難群眾傾斜。

未來一段時期，我們將以新型城鎮化戰略和鄉村振興戰略解決城鄉差距過大的問題；以區域戰略、區域協調戰略以及區域性幫扶機制來解決區域差距過大的問題；以“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并提高精準性，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來解決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問題。

NBD：擴大內需也是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到的一項重要任務。去年我國消費的表現比較一般，今年是否有望迎來爆發式反彈？擴大內需應該從哪些方面來發力？

劉元春：與去年相比，今年消費預計會出現一定程度的反彈，但是受疫情防控和預期轉弱等因素影響，消費雖然會繼續恢復，但仍可能存在一定的缺口。

受疫情等因素影響，2021年三季度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出現明顯回落

我們認為，在當前的形勢下擴大內需，需要加大有效財政支出力度，出臺消費導向的減稅降費政策和民生導向的收入補貼措施。

疫情暴發以來，與歐美相比，我國在居民消費和收入補貼方面的政策力度相對較小，居民消費并未出現很強勁的復蘇，近期還出現了增速回落的態勢，對經濟循環的拖累效應有所顯現。

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出現逆流以及疫情影響的當下，需要在發展觀念上更強調內生動力和經濟安全，這就必須以內需作為經濟增長和科技創新的主要動力，在擴大內需、挖掘內需潛力方面出臺一攬子綜合方案，向消費促進傾斜、向收入分配改革領域延伸。

此外，配合新發展格局的布局，也有必要進行財政支出結構的調整。而在關鍵核心技術、高新技術上的布局，在核心產業鏈上進行國產替代的布局，以及在出口轉內銷等方面的一系列布局，同樣都需要財稅改革的配合，需要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的調整，以實現新戰略與傳統戰略的對接。

記者手記丨擴內需增長潛力的關鍵是讓老百姓“錢包”更鼓

2022年，面對三重壓力的挑戰，中國經濟更加強調穩字當頭，尤其要激發內需增長的潛力。

消費、投資作為內需的重要組成部分，能否在今年迎來恢復性增長？

盡管不同專家給出了不同的預測，但基本的共識都在于：應當進一步加大力度增加居民收入，同時出臺消費導向的減稅降費政策，在降低市場主體生產成本的同時也讓全體居民的“錢包”更鼓，才能讓人們敢消費、愿意消費，從而真正激發消費增長的內生動力。

2022年，也是我們在實現共同富裕目標的道路上奮進的一年，需要不斷強化工作以進一步縮小不同區域之間、城鄉之間的差距，尤其是要增加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

只要我們在這方面的工作取得進展，依照中國經濟一貫的韌性，相信一定能做到穩字當頭、穩中求進。

記者：張懷水

編輯：陳旭

視覺：劉陽

排版：陳旭 王蜀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