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斌：能否把巡回法庭設在中小城市？

我國的大城市已經過于擁擠，急需向外疏散。假如已有機構搬遷比較困難，可以先從新設機構開始，讓這些新設機構直接設立在中小城市。這既可以降低行政費用，提高效率，更為重要的是，有利于縮小地區差距，弘揚平等觀念。筆者認為，巡回法庭（以及其后有可能設立的其他跨地區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的設立就提供了這樣的契機，可以考慮把巡回法庭直接設立在非省會的中小城市。

四中全會提出設立巡回法庭后，大家有喜有憂。頗為擔憂的是，巡回法庭繼續設立在某個省會城市。由于其與其他法院距離較近，同僚們相互來往，相互影響，就有可能規避監督與制約；其結果是，很可能只是在法院系統中簡單地增加了一個普通的層級，如此一來，巡回法庭所承擔的重大特殊使命也就不容易得到有效執行。反之，把巡回法庭設立在非省會的中小城市，讓它既與轄區內其他省份的法院和政府機構保持距離，也與所駐在省份的法院和政府機構保持距離，這就有利于防止各類機構對它的不良影響和干預，確保它在轄區內的中立地位。筆者認為，對于實行跨區域的監管和跨區域的行政來說，這樣的措施幾乎是必需的。不僅巡回法庭可以考慮這樣做，其他的官辦機構也都可以考慮這樣做。

“地區發展不平衡”既是我國社會的一個“老大難”問題，這個問題如今也正在變得日益尖銳和急迫。可是，時至如今，官場中流行的觀念仍然是：機構越重要，其行政層級越高，所駐扎的城市就要越大。這條“潛規則”在一些人心中幾乎是毋庸置疑的。長期以來，官方機構不僅未能在縮小地區發展差距方面發揮積極的作用，而且實際上是地區發展差距的制造者和推動者。地區發展差距是通過形形色色不當的政策所促成的。

筆者要再次提到奧運會。首都是一個資源匱乏和過度建設的城市。當年，決定由首都來申辦奧運會，固然有它的理由，但是，假如把由此所連帶的一系列巨大投資用于建設某個與省會相當的較大城市的話，豈不是把這個城市的基礎設施順便也就搞起來了？這個城市的人民將會歡天喜地，而首都緊張的交通情況也將會免于雪上加霜。

再以上海世博會為例。韓國可以選擇由一個只有30萬人口的小小的麗水市來舉辦世界博覽會，而我國卻非要由最大的城市上海來進行申辦，由此造成的擁擠和財力靡費至今令人印象深刻。迪斯尼項目也是這樣。所不同的是，迪斯尼項目對上海的交通系統所造成的壓力不是暫時的，而是長期的。反之，假如把迪斯尼項目建設在一個（交通比較便利的）中等的或者小型的城市之中，把這個城市變成一個以旅游娛樂為主題的“迪斯尼城”，將會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啊！

與外國人的平等觀念相比，某些國人應該感到臉紅。美國是都市文明的典范，而它的首都華盛頓，卻只有50萬人口。加拿大首都渥太華，有人口100余萬。澳大利亞首都堪培拉，只有人口30余萬。美國加利福尼亞州首府薩克拉門托市，人口僅40余萬；即使在該州內部，其規模也僅列第五位。這些首都或首府的設立，大都有意地考慮了防止地區發展不平衡的問題。另一些國家則以遷都為手段，來有意地促進地區間的平等。華盛頓就是源自于美國的遷都。最為著名的遷都事件則是巴西首都從沿海遷往內地的高原，并在那里建立了一座新城市巴西利亞。韓國的遷都計劃目前仍然處于積極的推動過程中。

如果說自由市場有時候具有擴大貧富差距與地區差距的傾向，那么，政府的正當使命則是縮小這種差距，而絕不能反其道而行之。現在，中國應該到了大力推行這種良政與善治的時候了。大城市的擁擠、污染與昂貴已經激起了廣泛的鄉愁。與各類工商機構相比，政府機構是最容易遷移的。希望有關政府機構能夠身體力行，率先垂范，拿出毅然前往中小城市進行駐扎的勇氣。就拿法院來說。大城市多增加一家法院，帶不來多少繁榮；但是，要是把這樣的跨區域機構設立在一個中小城市，由此導致的人流就可以帶動那里的經濟循環，造福于民。那里有清潔的空氣、低廉的物價以及安靜而閑適的生活，因此，可以相信，這樣的遷徙與常駐絕不僅僅是一種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