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匯占款負增長釋放四大信號

國家外匯管理局官員日前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國跨境資金流動在震蕩中趨向基本平衡，預計下半年將繼續保持震蕩走勢，提醒境內市場主體適應新常態，管理好資金和匯率雙向波動的風險。

央行22日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6月末，包括央行在內的全部金融機構外匯占款余額為29.4萬億元人民幣，較5月末減少了882億元人民幣，是金融機構新增外匯占款連續10個月正增長后首次減少，也創下2012年1月以來的最大降幅。

一般而言，外匯占款的增減主要受外貿順差、外商直接投資（FDI）、熱錢流入、人民幣匯率等因素影響。外匯占款時隔10個月再現負增長，這可能意味著基礎貨幣投放方式、貨幣政策獨立性以及調控方式的轉變，但全面降準短期內仍然不會是央行的必選項。

其一，外匯占款負增長表明中國已經出現資本流出的現象?？梢钥吹?，不少高凈值人群將人民幣存款轉換為外幣存款——6月我國外幣存款增加278億美元，貿易順差316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金額144.2億美元，當月不可解釋的資金差額超過600億美元。換言之，貿易順差和FDI帶來的大部分外匯流入在6月都由企業以外幣存款的方式持有。美盛環球資產管理公司最新調查顯示，近四成中國投資者認為發達市場會展現投資機會，去年開始就已經把資金由新興市場轉向發達市場，期望賺取更高的收益。

隨著中國資本賬戶日益開放和匯率浮動幅度加大，中國的“金融邊境”變得越來越寬松。滬港通項目一旦在今年晚些時候正式啟動，將為中國投資者將資金帶出內地提供一個新的平臺，即便他們只是將資金轉移到香港。隨著中國開放更多合法批準的渠道，更多的資本可能以更快的速度流出。因此，中國資本流出的風險應當引起高度關注。

其二，外匯占款減少說明央行正在踐行年初時有關退出直接干預的承諾。在中國現行外匯管理體制下，央行在外匯市場中扮演著事實上的最大交易對手方角色，因此可以通過央行持有外匯資產的變化來觀察它是否干預匯市。也就是說，如果央行外匯資產沒有變化或變化很小，匯市供求主要由市場自動出清，則可近似認為人民幣匯率由市場來決定。今年初以來，人民幣匯率改變過往的單邊升值趨勢，出現適度貶值和雙向波動。截至7月22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已從年內最高的6.09，下跌了約1%，即期匯率則下跌了約2.7%。

盡管看起來央行正在按部就班地撤出外匯市場，但前提條件是經濟狀況處于常態，這并未排除在特殊條件下央行重新入市的可能性。近日在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會議上，針對美方提出的要求中方減少匯率政策干預的要求，財政部長樓繼偉表示在經濟沒有完全復蘇，資本跨境流動還不是很正常的情況下，難以做到完全退出。他認為美國量化寬松政策有序退出是好事，但對發展中國家存在波動性影響，從而會給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在匯率管理上帶來一些困難。由此可見，當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造成中國外匯市場波動之時中國央行勢必會干預匯市，當然這是在非常態的情況下。

下半年中國經濟政策可能會加強力度，市場對中國經濟的預期開始轉向樂觀，這也帶來了市場對人民幣匯率回升的預期。以目前的形勢，只要中國央行減少干預，讓市場來主導人民幣匯率，人民幣將會重新回到升值的軌道，不過同時匯率波動幅度會加大。

其三，基礎貨幣的投放方式將發生改變。央行曾表示，以后可以增加再貸款、可以進行公開市場操作，還正在探索研究PSL（抵押補充貸款）。隨著這類創新型工具的推出與使用，基礎貨幣投放渠道將進一步拓展和優化。此外，通過再貸款、定向降準等方式，央行也在擴大資金的投放渠道，引導資金流向實體經濟。有機構測算，今年4至6月，央行非常規基礎貨幣投放的規模分別為3420億元、459億元和9242億元。可以認為，隨著外匯占款增量表現出波動性和雙向性的特點，央行可能會將更多政策工具搭配和組合使用，未來類似PSL、SLF、再貸款、再貼現等工具將被更多、更頻繁地使用。

其四，新增外匯占款負增長是否意味著全面降準的預期和必要性有所增強？按一般邏輯，新增外匯占款持續下降，維持過高存準率以對沖資金流入的必要性已經大大降低。但實際情況是，當前我國總量上并不缺乏流動性，盡管上半年廣義貨幣增長達到14.7%，社會卻依然感覺資金緊張。這就引出一個重要問題，在李克強總理強調貨幣政策不能“大水漫灌”的基調下，如何理順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

最近，央行副行長劉士余就在演講中稱“僵尸企業占用大量信貸資源”。在當前我國貨幣供應總量寬松的同時，實體經濟依然存在融資難與融資成本高的問題，表明我國貨幣信貸政策傳導渠道存在某種“資金截留機制”，使得社會資金配置低效運行。市場普遍認為，最大程度發揮中央銀行“定向寬松”政策成效，必須繞過“資金截留機制”，否則“定向寬松”跑偏并不是沒有可能。從這個角度出發，解決實體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困局、化解資金截留機制必須多管齊下——只有市場化改革、政府改革和金融改革三輪齊動，才能優化金融市場資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