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的考驗

很早以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在利用現有的分析資源，以推動經濟的分析及其應用。他們最早推動了內部和外部的學者的聯合研究，以更好地理解1980年代和1990年經濟增速持續下跌的原因，以及美國自然失業率持續攀升和中國的崛起對全球經濟舞臺的含義等重要課題。

而現在，顯然是新的需要更多深入研究、以及在必要時候承擔風險、有所表現的時候。對于全球經濟而言，擺在眼前有四個挑戰。

首先，如何更好地激勵發達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提升就業、穩定各國的財務目標。其次，如何衡量經濟體制的外部溢出問題，同時避免惡性效果外溢，尤其是，一些國家的政策專注于國內目標而使得他們更可能在外部性上考慮出現失誤。其三，如何更好地理解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和其長期后果。第四、各國經濟如何與各國的政治更好的互動。

在多個場合，我們都聽過以下說法，即對于發達國家政府而言，復利增長的重要性在提升，但增速可能在下降。無論是多么小的增量，但在累計到每年的增長率上后，都可能會在10或20年內造成巨大差異。而這正是令所有經濟體感到挫敗的——經濟增長缺乏。一切正如克魯格曼所說的，全球經濟增長仍然可能持續回落很多年，從美國經濟陷入衰退后，這已經是第六個年頭了。

低增長、高失業和貧困的持續周期是所有宏觀經濟研究者所擔心的，無論是印度還是巴勒斯坦，或是埃及和南非，都顯出了一點這樣的跡象。或者說，目前的經濟分析框架需要更多的是政治、經濟、體制上的復合作用。

如果我們今天考慮經濟增長動力的問題，答案的復雜性會遠遠高于十年前。目前的經濟已經遠遠超出增長的周期性、結構性和社會體制的分析框架，而更必須考慮諸如，如何避免導致經濟持續收縮的結構性衰退，如何分析相互依存關系的工作、失業和消費之間的復雜關系，以及如何真正發掘推動生產力效率提升的改革因素，當然還有難解復雜的國家債務問題。

當量化寬松已經成為各個國家共同實施的國內經濟政策的時候，整個世界的政策工具箱的選擇就有點捉襟見肘。而如何敦促國際社會為解決它前期過多的濫用政策，多邊主義后可能激發的巨大經濟增長潛力，以及這些因素之間的互相反饋，可能成為重新調整后全球經濟的決定關鍵。

即使在今天的高度兩極化的世界里，政治家和經濟學家之間更具建設性的交流應該是被鼓勵的。各國的政策制定者和他們的多邊同行之間的交流也應如此。而且這有相當的緊迫感——日益惡化的社會和政治環境，有可能正從政策制定者的手中轉移著可能的政策選擇，所以，抓緊決策和交流的時間格外重要。

更細致的說，這個世界需要可能更好的決策模型，能通過更好地理解經濟的資金面的詳情，進而最小化特殊情況下風險的模型。一個能夠在前端影響套利交易、風險評價的定位、能夠控制信托融資和交叉投資的風險的模型。這也是很大程度上，不少央行正在尋求的目的，在名義零利率下，約束資本市場定價和基本面之間的這種顯著分化，約束對經濟的負面行為，等等。

從經濟和政策世界過渡到投資管理的未來時，我不得不再次回到我們以前定性為“非理性行為”、“市場錯誤”的一些狀況。回頭來看，那些行為的合理和可預見的程度令人驚訝。那些所謂的非理性行為，恰恰是市場處于某種特定環境下的自然選擇。時間不一致、信息不對稱、投資者定位不恰當都可能導致上述情況發生。

最后，不管怎樣，各國政策仍然必須做一些不受歡迎的理性選擇，冒一些很難接受的政策風險，這是未來宏觀決策必須面臨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