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15 02:14:05
“劉易斯拐點”最近在中國被反復爭論。因為它被認為是中國經濟在今后十年的最大拐點，它將重新定義中國經濟的發展方式，重新設定中國的增長潛力、消費潛力。
“劉易斯拐點”還有爭議“劉易斯拐點”最本源的定義是關于城鄉二元結構和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概念。我看過不少學者的研究報告，大多認為現在農村中還能夠轉出的勞動力已經不多，有的估計剩余4600萬人，也有的估算剩余7600萬人。
而我所理解的“劉易斯拐點”，事實上隱含了這樣一個默認的邏輯，即那些已經轉移出來的勞動力是實現了充分就業的，工業部門未來新增的勞動力需求只能依靠從農業部門轉移來滿足，如此必然的推論是“不變工資制”會被打破。而這個經濟邏輯是通過兩個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的競爭來實現的——由于勞動力持續不斷從傳統部門向現代部門轉移，推高了傳統部門的勞動生產率以及對現代部門的產品比價，最終傳統部門勞動生產率接近或等同現代部門，現代部門無法繼續以較低價格吸收勞動力，因而勞動力市場的工資彈性變大。
我的疑惑在于，如果已經轉移出來的勞動力本身還處于就業不足，工資卻出現了快速上漲，那這還是“劉易斯拐點”解釋框架中的邏輯嗎？
民工短缺 年齡結構問題突出有一個現象值得關注。在東部地區“用工荒”持續數年并愈演愈烈之際，一大批農民工不到40歲就返鄉了，東部城市里似乎不需要年紀大一點的農民工了。這意味著東部地區的“有效勞動力”供給實際增長緩慢，不排除個別地區出現負增長，因為一個受過多年職業技術培訓的熟練農民工返鄉，他的有效勞動力供給消失可能是數個非熟練的青年農民工所補不上的。當經濟周期性因素而致需求大量增加時，用工緊張（特別是技工）就不足為奇了。
中國勞工短缺的年齡結構性問題突出，短缺的是青壯年勞動力，而40歲以上的勞動力或普遍存在著就業不足。從這個角度講，中國人口紅利還有相當潛能。造成這一現象的，城鄉二元的戶籍限制是個因素，城市不能給他們必要的公共產品，農民工在住房、大宗耐用消費品、教育、醫療等方面都不可能發生在城市，他們只能“候鳥性流動”。主要是謀求在制造業中就業，目的則是賺取高收入，而不能成為城市的居民。18歲離鄉投身產業工人，20年后卻依然不能在東部城市落戶。更重要的是，嚴重的土地和房地產泡沫使得他們從經濟上脫籍的可能也化為烏有。
工資上漲只是“拐點”推論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往往是因為認定了“劉易斯拐點”的框架，回過頭來用各種方式來判定它的出現。
一是用工資上漲來判定，工資快速上漲意味著 “劉易斯拐點”的臨近。但在劉易斯的理論框架中，當二元結構出現拐點時，工資上漲只是一個推論，是否成為一個判斷條件，顯然不是邏輯必然的。
在我看來，中國的情況更可能是貨幣的泡沫推動了工資快漲，而非“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從某種程度上說，確實是泡沫吞噬了中國的勞動力紅利。我們可能提早了很多年迎來勞工工資的急劇上漲。
由于地價和房價暴漲直接驅動城市人工成本快漲，經濟學上叫“生存線”的概念。因為藍領工人工資的大部分開支是維持在城市的基本生活，而節余部分必須要達到或能超過在家務農或就近打工的收入節余水準。如果城市生活成本大幅攀升，農民工去沿海地區務工的意愿就會大幅下降，這也是許多農民工到東部打工賺錢十幾年，最后發現自己至少在經濟上離成為這個城市居民的愿望越來越渺茫的原因。
用制度安排釋放人口紅利還有一種“劉易斯拐點”的判定觀點，即人口結構的變化。根據聯合國的測算，中國勞動力凈供給將于2017年進入負增長 （人口于2032年進入負增長）。但老實講，“劉易斯拐點”并不涉及社會總人口和勞動力總量的變化。按照劉易斯的理論，所謂的“拐點”發生在農業生產率增長到接近工業部門生產率的時候，而目前我國的農業部門勞動生產率仍然遠遠低于工業部門，一個表現是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依然很大且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中國城市化率2010年為47%，相對于發達國家和其他新興市場國家還有相當大的差距。未來城市化進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農業人口向工業和服務業的轉移還遠沒有結束。
中國現在的城市人口中，有2.42億人是沒有城市戶籍的農民工，未來15~20年，如果目前這2.42億城市的“候鳥”能夠真正成為城市居民，他們每人從農村帶出兩個人融入城市的生活（妻子及子女），這就有4~5億人要進入城市，這樣中國的城市化率就能夠上升到65%。即便不考慮個人消費水平的增長，光城市化就能使中國的私人消費從14萬億元增長至25萬億~30萬億元。應該大膽想象一下中國未來城市化所能釋放的需求潛能。
如果說中國存在 “劉易斯拐點”的話，在我看來，只有當這些轉移出來的農民工實現了充分就業而成為了真正的城市居民，這個拐點才算真正到來。
為此，中國完全可以通過制度安排來獲得人口紅利延伸，即從“數量型”人口紅利轉向“質量型”人口紅利的釋放。這些政策包括：堅決抑制資產泡沫，降低城市經濟成本，激發企業家創業精神和就業的增長；逐步推進城市戶籍制度基本放開和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重點解決農民工子女的義務教育問題和建立農民工基本社會保障制度，使他們有可能實現“市民化”；改善勞動力市場的功能，消除勞動力流動的制度性障礙；提高教育水平，加強勞動力培訓，把中國的勞動力數量優勢轉變為人力資源優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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