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檀：國美大戰：收起道德的劍 祭起法律的旗

每經評論員  葉檀

　　28日在香港舉行的國美特別股東大會，以陳曉獲勝而告終。

        國美大戰不是清宮戲，不是陰謀戰，而是中國公司制度建設上、中國公司民主史上的重要時刻。在這一時刻，推動社會的進步需要兩種美德：一是對法律與規則的尊重；二是基于現實利益基礎上的理性博弈與善意妥協。

        國美是一家具有獨立品格的公眾公司，黃氏或者陳氏為國美掌舵，都是特定程序下的選舉結果，他們對全體股東具有信托責任，業已公開承諾努力讓股東與個人的權利到最優，亮明了對公司未來發展方向的選擇，實現公司利益與個人利益的最大化。

        在市場法律法規的約束下，我們看到的是現代企業的信托責任，不存在白帝城托孤的劉備，不存在水泊梁山的山大王，英雄意氣必須與公民社會的規則相結合，才能產生出新的價值。既然黃光裕與陳曉方都已做出公開承諾，我們就能根據選舉之后的踐行程度，給雙方的規則意識、大局意識甚至民族意識打分。如果有一方沒有實現承諾，或者顯現出對大多數投資者的惡意，那么弱勢一方必須得到法律的救濟。

        國美爭斗雙方需要學會在公開公平的制度平臺上，進行理性博弈與善意妥協。黃光裕需要的是對國美的控股權，投資者需要的是公司未來的長期健康發展預期，從家電連鎖、公司高管各方關系處理而言，陳曉無疑是最合適的人選。制度可以并且已經提供給雙方理性博弈的平臺，通過重新訂立公司內部的憲章，黃光裕家族可以獲得創始者的金股制度，對重要議項采取一票否決制，而以陳曉為代表的職業經理人團隊同樣應該受到尊重，他們不應該成為山大王手下的鞍前馬后毫無尊嚴的打工仔，而應該通過激勵機制，根據業績獲得尊嚴與榮耀，或者職業生涯的低分與低薪。

        一個公民社會真正的企業家，不僅需要創始人的英雄草莽氣，更需要成為市場規則的制定者與遵守者。轉型時期的中國所需要的不僅是叢林時代的猛獸，更是理性、與自然和諧的百獸之王。

        如果黃氏家族重新回到前臺，在市場初定之后對陳曉等人大開殺戒，使后者在職場無立足之地，這不僅是中國公司治理結構的倒退，更是中國職業經理人制度的倒退。此后，中國公司只有山大王與馬仔、或者軟弱的君主與篡位的權臣，董事會、大股東、職業經理人、股東大會等制度，名存實亡，形似神散。雙方心懷戒惕，卻能夠通過制度約束對方，雙方為了更大的利益，摒棄成見通過談判建立成本與激勵機制，才是現代社會的企業常態。

        華盛頓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建立了一個偉大的制衡機制，而后成為未來美國所有民主基因的種植者。獨立后的美國非常松散，但他們有了三權分立這個根本體制，美國的建國者們不僅建立了憲法，此后各州紛紛通過他們自己的州憲法，在這些州憲法里，很多都包含了今天的“權利法案”的內容，即以法律的名義保護個人的自由。各州的利益各不相同，方向之爭無法調和時，由戰爭來決定，因此有了美國歷史上惟一的內戰——南北戰爭。其他大多數時候，則通過建立制度或者為原有的制度背書，求得共識，社會只需付出最小的代價，就能獲得更平穩的進步。

        有人擔心黃光裕的專斷，有人擔心陳曉與境外資本的結合，所有這一切，都可以通過制度進行制衡。在缺乏制度制約的場合，個人的個性與路徑選擇有可能成為企業悲劇，有時甚至夸大為國家悲劇；而在制度執行較好的場合，企業家的個性將為企業添光加彩。黃光裕可以保持個性，但不能突破規則的底線；陳曉可以有自己經營理念，卻不能違背信托機制損害境內投資者權益。

        與股東大會陳曉獲勝相比，程序正義與理性精神更值得關注。如果雙方能夠進行善意妥協，那么國美事件不僅是公司法治制度的勝利，更是理性精神的勝利，為未來中國公眾公司在全球的發展打開了一扇門；如果雙方無法妥協，直至魚死網破，而公眾被清宮戲的陰謀論所挾裏，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封建文化與叢林文化的現實，在制度建設上更加務實、在制度細節設置上更加明確。法治與法律的獨立、未來公司治理結構的完善，是中國發展必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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